南宁白话的历史
民国资料
在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的《广西各县概况》中已经描述了邕宁县（现在的南宁市）及周边的方言格局，「城市居民，多操白话，官话，各区邻村，则平话，僮语为最通行」。
论文资料
关于南宁白话的历史论述比较详细的论文是2008年利明慧的《南宁文化的“粤化”及其移民背景》，以下摘录全文。
南宁的文化“粤化”是近代以来粤港文化辐射的结果，移民则是促进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因素。移民的迁入与南宁文化的“粤化”是同步进行的。广东移民的进入促进了南宁文化的“粤化”，使该地区的文化越来越与广东趋同。这不仅体现在南宁主导方言由官话向粤语的转变上，也表现在南宁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广东文化色彩。
【南宁邕江】
【水塔脚】
【邕江北岸】
引言
从近代开始，广东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广西因“地处偏隅，物产不丰”，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广东。广东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广西产生了强烈的经济和文化辐射，不仅广西的经济出现“无东不成市”的格局，广西文化也受到广东文化的深刻影响，很多地区的文化具有很浓厚的广东文化色彩，造成广西文化一定程度上的“粤化”。
南宁是广西境内文化粤化色彩较浓厚的地区之一。关于南宁文化的“粤化”问题，前人已有涉及。如钟文典教授在《广西通史》中就提到：“南宁方言由官话向粤语的转变也有移民的背景”，钟教授还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南宁文化”粤化”的大致经过：从清代中期开始，大量广东移民进入南宁，南宁城中广东商人“独执商场牛耳”，影响很大，加上19世纪后期南宁开关以后，接受粤港文化的直接辐射，使粤语直接取代官话成为南宁城市居民的主要交际语言（1）。范玉春教授的《移民与中国文化》和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也略有涉及。但这些著作都只是从宏观方面论及南宁文化“粤化”的问题， 对于南宁文化的“粤化”何时发生、如何发生等具体问题并未做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地方志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文化传播和扩散为视角，对南宁文化的粤化过程及其移民背景进行探讨，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南宁文化的“粤化”
南宁文化的“粤化”是指近代－民国以来南宁文化向广东文化尤其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靠拢并甚至同一化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就是粤语逐渐演变成南宁主要的交际语言，南宁风俗习惯也逐渐具有浓厚的广东色彩。因此，本文拟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分析南宁方言的转变，以揭示南宁文化的“粤化”过程。
南宁城区方言的“粤化”过程是从清代中期开始的，到20世纪30年代，粤语基本上已经成为该地区居民最主要的交际语言。
唐宋以来，邕州官话一直是南宁城区的主要交际用语，《元一统志》称邕州“人品同青兖，言语类荆襄” （2）。明代大量湖广籍卫所移民的迁入，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格局（3）。明清两代，朝廷规定：“凡知县以上官员必须学会官话”（4），官话以政府为渠道向民间传播，因而通行于大众之中。可见直至清代，官话仍为南宁城区的主导方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南宁成为广西省政府所在地，成为广西的政治中心，官话仍然通过政府这一媒介对公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民国《邕宁县志》将官话列为邕宁四大方言（官话、土话、平话、白话）之首。据新编《南宁市志》记载：至民国初年，南宁城区有 8 万人口，其中一半人讲邕州官话（6），官话仍是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率最高的语言，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与此同时，粤语的影响和使用范围也逐渐扩大，民国26年《邕宁县志》已经将白话与官话、土话、平话并列为邕宁的四大方言。尽管当时邕宁“总以平话最为流通，则平话实为我县语言之代表”（7），考虑到民国时期的邕宁县辖区比现在的南宁市要大得多的情况，“平话实为我县语言之代表”其实这只是反映了平话在乡间的流行情况，并不代表它在南宁市城区内通行。民国时期，师公戏曾多次参加南宁商办的游艺会专台演唱，不过由于戏的内容过于简单，并且是用平话演唱，并不为城市居民欢迎，但在说平话的乡村中，师公戏却很流行。（8）据新编《南宁市志》记载：至民国初年，南宁城区有8万人口，其中一半人讲邕州官话，剩下的那一半人中应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白话人群。同书还刊载了用平话、官话、白话演唱的童谣，指出白话童谣在周围的州县流行颇远，可见当时白话已在南宁占有一席之地。（9）
【30年代兴宁路】
【1932年修建的德邻路落成典礼（今解放路）】
【30年代民生路交通亭】
1933 年以后，随着广西省政府迁到桂林，南宁的政治中心地位丧失，官话失去了发展空间，而大量广东移民的西进则促使南宁主导语言由官话向粤语转化（10）。据原居住在解放路的老人回忆，民国三十五年，南宁市城区内已经通行白话，只有下廓街的居民仍旧使用官话（11）。由此可以断定，大概在民国三十五年以前，粤语已经取代官话成为南宁城区最主要的交际语言，南宁方言的“粤化”已经基本完成。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邕州官话的衰落。民国时期，官话已经被挤压至下廓街等地区，所以邕州官话又被称为“下廓街官话”。下廓街的居民多为明代湖广籍卫所移民的后人，明亡以后以屠牛为业，他们在家和家人交谈，都要用下廓街官话，如讲白话，家长就加以训斥说是出卖祖宗，离家外出后讲什么语言则随便（12），正因如此，邕州官话才得以保存下来。今操邕州官话的人占全市人口的 1%以下（13）。
粤语在南宁的地理分布呈现明显的等级传播特点。一般说来，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特点是从一个中心地点向四周地区离散；同时四周地区的方言又向中心地区靠拢。离散和向心的交互作用造成了方言区。在每一个方言片至少有一个中心城市。这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往往是多职能的，即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的职能（14）。在桂东南地区，南宁便是粤语方言片中的一个中心城市，而作为广东移民聚居区的商业区又是南宁市区粤语的中心。粤语的扩散和传播正是从这个广东移民聚居的商业区为圆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形成以此为核心的三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距离圆心越近，受白话影响越大；距离圆心越远，白话的影响力就越小。表现在语言/方言演化上，最中心的圆即南宁市城区被白话完全覆盖，粤语成为主导方言；中间的圆即南宁近郊除了坛洛、那龙、江西三个壮族聚居区外，也几乎完全被白话覆盖，但平话仍有很大势力；最外面的圆即南宁远郊受粤语影响要小得多，壮语和平话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还有不少圩镇是操官话的。
在南宁城区中，离广东移民聚居区最近的街道居民应是最早操白话者。后逐渐向周围城区扩散。白话的使用频率也和与聚居区的距离也关，离的越近，使用频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在市区贸易和社会交往中以南宁白话为主（15）。笔者在 2006 年的寒假采访了几位老人。据其中一位原居住于解放路的谭姓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我周围的人都是讲白话的，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讲平话了。只有下廓街那些卖（16）牛肉的人才讲官话。”另一位利姓老人则如是回忆：“我在1945年来到南宁后，住过很多地方，比如说民权路、当阳路、西关路。这些地方的人都还在说平话，说白话的人很少。（17）而且这里的人不太爱看粤剧，倒是邕剧和师公戏很流行。”
在解放前的南宁市，解放路是城市的商业中心，而民权路、当阳路、西关路则是类似于今天的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从老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南宁市近郊的居民使用白话的时间比市区的居民要晚得多。（18）南宁近郊的居民在商业贸易中多使用平话 。近郊操平话的人主要集中在亭子乡、津头乡、上尧乡、心圩镇、安吉镇、沙井镇、石埠镇等地（19）。但有很多圩镇使用白话。关于南宁近郊圩市语言分布情况详见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南宁市近郊几乎所有的圩市均操粤语；而在壮汉杂居尤其壮族居住的圩市则是壮语、汉语兼操。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平话，部分居民则使用壮语，他们只是在进入市区和赶圩的时候才使用粤语。可见南宁近郊地区语言的粤化程度不如市区高。
在南宁远郊及邕宁、武鸣两县的乡镇，粤语的影响远不如城区和近郊。邕宁有30个圩镇，纯操粤语者只有 11个，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15个，壮主粤辅者和纯操壮语者各有 2 个。（20）在武鸣 31 的个圩镇中，以壮语为主要交际语言者多达 28个，其中兼操粤语者12个，兼操官话者1个，粤主壮辅者1个，壮主官粤兼操者1个。（21）说明当地居民在集市贸易交往中均以壮话方言（壮语北部方言）为主要用语，不仅壮族居民如此，附近的汉族居民也多说壮话（22）。
在南宁城区方言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广东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南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散。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粤剧的盛行。地方戏曲是用方言来演唱的，它的听众一般也只限于该方言地区或与该方言相近的地区（23）。粤剧在南宁的流行程度也可视为南宁城区文化“粤化”完成的证明之一。粤剧传入南宁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24），20世纪30年代是南宁粤剧发展的全盛期。当时，南宁号称“广西粤剧三大地盘（南宁、梧州、玉林）之首”，不仅观众多、演出的团体多、上演粤剧的戏院多，而且到邕演出的名演员也很多。据时人回忆，“南宁的粤剧观众最多，有好几个粤剧戏班同时在各戏院演出，从未间断”，“光绪后期，就有不少一流粤剧演员在南宁献演。如红线女、马师曾、新马师曾、醒魂钟等”（25）。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南宁出现了专门演出粤剧的逸鸿剧社、陶毅社、圣鲁音乐研究社等曲艺团体，并且也逐步发展成曲艺茶座。南宁乐群社、金山饭店、万国酒家等先后举办曲艺茶座。（26）
【上世纪30年代中华大戏院】
【50年代旧望火楼】
【50年代民生路上庆国庆】
广东文化对南宁的影响还体现在建筑等方面，其突出表现就是骑楼的大量出现。骑楼是起源于广州的、具有浓郁岭南风格的建筑，是适应南方天气潮湿多雨、商业楼宇密集等情况而建造的，楼下做商铺，楼上住人；其跨出街面的骑楼，既扩大了居住面积，又可防雨遮晒，方便顾客自由选购商品。骑楼相接，就连接成了雨淋不着、日晒不到的长长人行道。南宁地处热带、亚热带交界地区，天气多变，向有“五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之说，以骑楼为建筑主体正好适应南方地区避雨防晒的需求。毫无疑问，南宁城区骑楼的出现与粤商在南宁的经营活动有关，正是他们引进了这一建筑风格和建筑模式。但南宁骑楼始见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只是根据老人的回忆，在三、四十年代，骑楼已经在南宁出现。时至今日，当年的民生路、兴宁路等南宁市区商业中心街道上的骑楼仍保存完整，继续见证着往日的辉煌。
此外，许多具有浓厚广东特色的风俗习惯也进入南宁寻常百姓家，如瓦煲饭、老友面、凉茶等。瓦煲饭，是南宁、梧州等地的汉族厨师从广东引进的小食，选用优质油粘米，严格按比例将米与水放进有名的合浦沙煲中，在火上烧一定的时间，再将已炒好的菜肴铺在饭上，让其自行焖熟。（27）老友面，也是由广东移民带入，现已成为南宁的特色小吃之一。凉茶，起于1828年的广东，以王老吉最为有名，南宁人颇为喜爱。
二、南宁文化“粤化”的移民背景
南宁文化的粤化是广东文化影响的结果。这既与近代以来广东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造成的辐射有一定联系，更与广东移民的迁移息息相关。广东移民的大量迁居是南宁文化粤化的重要背景之一，广东移民的迁入与南宁文化的“粤化”是同步进行的。
自清代中期以来以工商业移民为主体的大量广东移民的迁入和定居，使粤语在南宁形成了最早的使用群体。
广东移民之进入南宁，开始于明代。南宁是粤商在明代“成批抵达”的县份之一（28）。清代，广东移民继续涌入。明清时期在南宁的粤商抽资返乡的情况不多，大都在南宁生息繁衍，世袭营生，并始终鲜明地保持和强调自身的粤省祖籍（29）。乾隆年间，由广东来邕的商帮集资兴建了粤东会馆和新会书院（30），可见当时的广东移民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并形成了南宁城区最早的广府人聚居区。尽管清代《南宁府志》中并无有关粤语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广东移民应该是南宁城区粤语方言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当时因为这些移民的数量较少，势力也不大，尚不足以影响当地的文化，因此官话仍为南宁城区内的主要交际语言。
近代以来，粤商成为南宁工商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咸丰时期到民国 26 年，“独执商场牛耳者，厥为广帮”（31）。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进入南宁的广东移民人数较前一时期更为巨大，在经济上也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必然会对南宁城区原有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造成了粤语向周围地区和人群的扩散，最终使粤语逐渐取代官话成为南宁城区的主导方言，并向邕宁、武鸣等圩镇传播。
清末民国时期，粤商成为南宁城区工商业的主导力量，粤商在南宁处于“独执牛耳”的强势地位，南宁的商业活动也与广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的商业格局。粤商把持了南宁市的经济命脉，其商铺占据着南宁市的商业中心，广东移民开设的店铺是南宁所有外省商帮之中最多的，资金也最为雄厚。据史料记载，民国23年，南宁城区共有商店979家，资本共895269元，资本属外省商人者共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为258家，占（32）外省商人开设商铺总数的百分之86%，远远高于同一时期在南宁的其他省份（湖南9家，江西9家，福建3家，贵州（33）2家，其他省份 18 家）。粤商渗透到南宁工商业的各个行业。详见下表。
可见粤商在百货批零、洋货、燃料、金融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中已经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在该行业中也体现出足够的控制力。在口岸埠市，进出口行业几乎全由粤商创建经营（34），无论是洋货还是土货的输入，均由粤商从粤港地区输入。在货物的出口方面，粤商收购外销的广西特产如谷米、畜牧家禽、麻、糖、生油、木材、八角、桐油、柴碳、矿产等，都是广西出口最为大宗的商品（35）。当时广西“运粤货物决占出口值957500元总额五分四（80%）即七八百万左右”（36）。南宁是汇集左右两江的集散地，时有从事该贸易的经纪行69家，粮食行84家，山货行13家，各类商品从水路运抵南宁集中，再由粤商经西江运往梧州、广东和港澳（37）。粤商所开设的经纪行，虽数量不比桂商，但实力更为雄厚。1870年，粤商仁盛行投资开设第一家经纪号，其后，粤商来邕开行者不断增加，他们在“沿邕江的水街码头、石巷口、仓西门码头等街道，投资开设商店孔德记、孔诒记、建荣号、均兴号”（38）。至1933年，以资本合，平码行当称巨擘，占全市商业资本的36%（39）。 1933 年前后，南宁大约出现百货批零商店160间，其中广东罗定人开设的至少有 100 间，“其资本一般数额大的较多”，如罗定籍的昆昌行老板黄奕，拥有 30 万资本，是当时邕城百货业的大商户（40）。同年，南宁共有洋布行共29家，其中粤籍 19 家；洋纱行共7家，其中粤籍4家。广西省内各地的银号和钱庄以广东帮所开设为多，尤以南宁、梧州为最多，且其资本雄厚，势力稳固，广西帮虽有数家资本雄厚者，然实寡不敌众，亦难与之抗衡（41）。民国 22 年，南宁有银号钱庄 30 所，广东商人所开即有 13 所，资本在 3000 元以上的有 8 家。（42）
在饮食、杂货等行业，虽然粤商在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却也保持着对全行业的主导和示范地位。其一，这些行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行店仍然是粤商行店，如在旅馆饮食行业中，大凡国际档次的旅馆、餐馆都主要由粤商经营，如万国酒楼。其二，从行业环链中看，桂商居多行业对于粤商主营行业也始终居于附从和补充的地位，其经济活动无不以粤商为主体的七大行业（进出口业、经纪业、商品性手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百货业、私营金融业、新式交通运输业）为轴心。
【90年代的步行街】
【1997年的解放路】
粤商是清末民国时期进入南宁的广东移民的主体，也是粤文化传播的主体。入桂粤商老板一般都乐于援用同族、同乡为商店的经理、掌柜、伙计、学徒，这些从业人员在历经数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积蓄、经营经验和社会关系后，往往在东家的关照下独立开业，由从业人员转化为新的广东老板。这种情况在广西粤商中相当普遍，所占比例很高（43）。在南宁的粤商所使用的同乡大多在16岁以下。在南宁的粤商店铺中，更多地聘用南宁本地人为伙计。这些为粤商打工的人自然也就成了白话的传播者之一。（44） 与粤商同时进入南宁的广东移民中还有大量非工商业移民。20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广东移民入桂入邕的高峰期。尤其是1937年以后，日本大举侵华，大批广东人逃难来到南宁，使南宁城区中广东移民的数量大增。尽管这些移民的势力不如粤商大，但人数很多，分布也更加广泛，广东移民已经渗入南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统计，在民国 24 年的广西公务员总人数为3930人，其中广东籍占了302人。南宁城区的妓女中也有不少来自广东。民国 23 年，南宁城区共有歌妓140人，其中粤籍85人；娼妓 106 人，其中粤籍 39 人。民国 24 年，南宁共有歌妓156人，其中粤籍为 96 人；娼妓共 74 人，其中粤籍33人（45）。公务员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上层，妓女向来被视为最低贱之职业，自然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南宁，最上层的阶层和最下层的阶层都充斥着大量的广东人，那么毫无疑问，其他行业和阶层也必有为数众多的广东移民存在。
广东移民在南宁城区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与粤语的地理扩散有关。据民国《邕宁县志》、民国《广西年鉴》以及新编《广西百年工业》统计，民国时期，粤商的商铺主要分布在解放路等中心城区。上述街道正是南宁城区最早流行粤语的地区。
【新会书院】
【粤东会馆】
【现在的兴宁路】
结 语
南宁的文化“粤化”是近代以来粤港文化辐射的结果，移民则是促进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因素。移民的迁入与南宁文化的“粤化”是同步进行的。广东移民的进入促进了南宁文化的“粤化”，使该地区的文化越来越与广东趋同。这不仅体现在南宁主导方言由官话向粤语的转变上，也表现在南宁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广东文化色彩。南宁文化“粤化”给南宁的文化、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粤商在南宁投资经营，给南宁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雄厚的资金，有力地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戏曲为代表的文化输入，改变了南宁单一的剧种，为南宁文化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 释
（1）钟文典.广西通史 ［M］.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534 页
（2）苏士俊.南宁府志［M］.卷十三.舆地志.风俗.桂林图书馆据乾隆本复印；方瑜：南宁府志［M］.卷一.风俗.桂林图书馆据日本藏嘉靖本复印
（3）钟文典.广西通史 ［M］.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533 页
（4）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M］.文化卷.语言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674-675 页
（6）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M］.文化卷.语言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674-675 页
（7）莫炳奎.邕宁县志［M］.社会一.语言.民国 26 年
（8）曾辉宗.平话“师公戏”［J］.南宁文史资料.南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 年 10 月.总第 7 辑
（9）莫炳奎.邕宁县志［M］.社会一.语言.童谣.民国 26 年
（10）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308 页
（11）笔者曾于2006年寒假期间前往南宁市永和小区采访10位80岁左右的老人。原住解放路的谭姓老人和李姓老人如此回忆。 （12）李泽吾.南宁市街道考［J］.南宁文史资料.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第 17 期第 92 页
（13）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J］.文化卷.语言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676 页
（14）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 75 页
（15）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M］.文化卷.语言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611 页
（16）笔者采访永和小区的 10 位老人时，原住解放路的谭姓老人如是回忆
（17）笔者采访永和小区的 10 位老人时，祖籍广东高明的利姓老人如此回忆
（18）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M］.文化卷.语言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611 页
（19）罗世敏，杨德辉，林小静。南宁市郊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南宁市郊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 145 页
（20）吕孟禧、蔡中武.广西圩镇手册［M］.邕宁县部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10 页
（21）吕孟禧、蔡中武.广西圩镇手册［M］.武鸣县部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15 页 （19）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南宁市志［M］.文化卷.语言志.南宁：广西民族出版.1998 年.第 611 页
（22）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 178页
（23）谢醒伯.南宁粤剧沧桑史拾遗［J］.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南宁文史资料第 14 期.第 303 页
（24）《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一书（第798页）中提到，隆安县现存的一块光绪年间的石碑记载了广东戏班的演出情况。隆安位于南宁上游，从营业角度考虑，戏班应是沿着各埠且演且行，起码于梧州、南宁等地做过短暂的演出。照此推算，粤剧进入南宁的时间应在 19 世纪 70 年代。
（25）雷成.南宁商会史拾零［J］.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南宁文史资料第 13 期.第 236 页；谢醒伯.南宁文化市场之一的粤剧经营［J］.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南宁文史资料第 17 期.第 142 页
（26）周巍峙 韦壮凡.中国戏曲音乐集成［M］.广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2 年.第 798 页
（27）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广西通志·民俗志［M］.第二篇生活民俗·饮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5 页
（28）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 页
（29）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30）温松生.粤东会馆［J］.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宁史料.1982 年总第 12 期 新会书院实地考察所得
（31）莫炳奎.邕宁县志［M］.食货.民国 26 年.第 1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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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M］.第一回.商业概况.民国 22 年.第423页
（34）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4 页
（35）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转引自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28 页
（36）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转引自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28 页
（37）南宁市商业局.南宁市商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356-357页
（38）南宁市商业局.南宁市商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356-357页
（39）谭津.南宁市经纪行的兴衰及其内幕［J］.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南宁文史资料第 6 期.第 11 页
（40）南宁市金融志办.南宁市金融志（1840-1988）［M］.转引自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495 页
（41）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M］.第一回.商业.民国 22 年
（42）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一回.金融.钱业.民国 22 年
（43）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 页
（44）笔者于 2006 年寒假期间采访祖籍高明的利姓老人所得
（45）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南宁社会概况［M］.民国 26 年 6 月版.第 76 页
参考文献
（1）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2）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钟文典.广西通史［M］.第一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周振鹤 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5）南宁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南宁文史资料第 1-20 期
（6）宋福民 谢汝渲 甘祥梦.南宁市地方志委员会.南宁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莫炳奎.邕宁县志［M］.民国 2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