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进：东南方言的三种演变模型：裂变、触变与同变——以广西方言为例
提要：本文主要根据广西方言的演变历史与现状，认为我国东南方言的演变似表现为“裂变、触变、同变”三种模型，其中的“触变”与“同变”更符合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况，并具体指出广西平话方言各片的演变异同与其在“触变”、“同变”模型作用下产生的区域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他的东南方言也应有着这样的“触变”或“同变”成分。
关键词 裂变 触变 同变 区域性特征
目前，一般人了解的是，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分布有六大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方言、粤语、闽语），这样的方言分区的理论基础实质上是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提出的语言演变的“谱系树”模型。谱系树的成立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子语言从一个共同的母语截然分化而出。二是子语言分化后互不影响。谱系树体现的便是一种语言演变的模型——“裂变”。我国语言学家则是假设汉语的各种方言都是源自“切韵音系”（闽语的文读系统亦是来自该音系）。为此，将东南地区的各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与这一音系相比较（一般是根据①古全浊声母的今音值；②古精、知、庄、章、见诸组声母的今分合；③阳声韵尾的音值；④入声韵尾的音值；⑤古调类的分合这五项具体的语音标准——尤其是其中的被认为是早期的语音标准——来比较），看保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变化了什么，然后归类分出各个方言大区，而对于各汉语方言之间以及它们与周边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及其造成的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和汉语方言分区的复杂性则一般不太考虑。
从汉语方言史看，我国东南部的汉语方言之间或它们与周边的民族语言之间均发生过或至今仍发生着密切的接触及相互影响。例如，吴语乃为北方话之外历史最久之汉语方言，它于三国魏晋形成时就先后与闽语、楚语、江淮官话、山越语等有着密切而长期的接触与相互影响。仅它与江淮官话的接触，《三国志·蒋济传》、《三国志·吴主权传》有如此记载：“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今江淮官话也仍有吴语的底层，如官话区不用表示“支流”的“港”字作水名或聚落名，但在扬州、泰州、如皋、南通等地则有大量的“港”字地名，与吴语区相同。
闽语的白读保留了上古汉语清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的现象，其形成应早于客、赣方言。它在早期与吴语有着密切的接触，由秦至西晋又与北方话有密切接触。《闽书》对此记载：“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至唐，闽语正式形成，以中原之音为基础的《广韵》音系作为文读系统进入闽语。
湘语的前身是楚语的南楚，并与吴语有密切关系。至东晋南朝，随着湘地的逐步开发及楚语北区逐渐融入北方话，湘语终于自成体系。
两广之地的早期方言当是楚语、越语和北方汉语的融合。这一方言应以广信县为政治、文化中心，因当时的广信县为统领岭南九郡的交州刺史部治地，作为整个岭南的首府的时间达300年以上。《后汉书·郡国治》：“王笵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今越南河内西北）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治番禺”。又，《后汉书·南蛮传》：“汉兴，尉陀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领焉。” 然后此方言分别沿西江、南流江、桂江、贺江诸水路交通线向西、南、北平缓流动式扩散而与壮、瑶、越民族语及湘语等区域汇变为今平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汉越语（注：为行文方便，下文将这几种次方言群形式统称为 “平话系列方言”，其在广西境内的早期形式称为“古平话”）。
北宋靖康之难后，大批汉人南迁入粤，粤语（以广州话为其代表）正式形成，其音系是各方言中最接近《广韵》及当时通语的，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八》（宋代黎靖德编，中华书局）的一条语录反映了这种情况：“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 它与“平话系列方言”的关系当是先后的姐妹关系，二者有着边缘以致叠合式的接触。
客家话于长达千年的三次南迁中与江淮官话、赣语、畲族语有着深刻的接触及相互影响。赣语则在北方人第一次南迁即西晋永嘉丧乱而致北方人南迁后于吴头楚尾之地逐渐形成并先后与江淮官话、客家话有着深入的接触与相互影响，尤其是它与客家话在第一、二次南迁期间的数百年的共处，使其与客家话的分合至今仍有争议。
以上史实证明，由于汉民族形成之初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以及它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因此，汉语尽管因战难、灾害、资源缺乏、人口增长等导致的数次大规模移民潮的发生而先后裂变出几种方言变体。但汉语更长的时间是处于一种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民族语言的地区性平衡汇合的状态，这样，我们在讨论、研究汉语方言的演变及其分区时，就不仅要运用谱系树模型来反映方言的裂变，而且更要考虑上述的汉语方言形成史实。在此，值得提到的是，我国的民族语言学家梁敏、张均如两位先生就曾根据他们多年的田野工作实践，而于1996年指出，语言谱系树的发展观点不符合侗泰族语言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多源的、平缓散漫河流式的发展模式’也许更符合我国南方，尤其是侗泰诸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就是这些语言具有很多源头，但这些源头都发源于一片毗连的区域，相同的人种、相近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使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也有某些各自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不断地交叉、接触，程度不同地、部分地汇合，有些交融的程度深一些，有些相对地保留自己的特点多一些。然后又分成许多支派（语支、语言）继续往前流淌，在前进的进程中还可能跟其他地方流来的河渠（其他语系、语族的语言）交叉、汇合。”
从广西汉语方言的实际看，首先当了解广西的具有鲜明时代性及层次性的语言/方言布局，即在明、清之前，古平话是广西的通行用语，这从今广西少数民族语言的老汉语借词均具有与古平话一致的语言特点而得到证明。明初，随着傅友德、沐英等人平蜀征滇，西南官话进入广西，它首先形成于桂中、桂北，后至桂西，并依仗其官府、文教优势成为了这三个地区的城区的通行语，俗称“官话”。至清末民初，粤语（在广西通称为“白话”）由广东商人沿西江带入广西，而后粤语凭借其行商之优势而逐次成为西江沿岸的广西梧州、贵港、横县、邕宁、南宁、百色等县、区、市城区的通行语。客家话是明、清后由广东逐渐迁入广西，以广西陆川、博白、合浦三县的客家话人数最为集中，此方言进入桂南、桂西的时间要更晚，操说人数也更少，如广西宾阳县的客家话被当地群众称为“新民话”。湘语则主要分布在原于明代属湖南管辖的今广西全州、资源、灌阳三县，它多只与广西桂林的官话或当地的土话发生接触。闽语则多是于明代由福建经广东罗定一带辗转进入广西平南、平乐等地，人数不多，一般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
由于广西地处边陲，其地理形势犹如一个锅底，使其原有的方言及后入的方言不可能做长距离的迁移，加上其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历史上未受到大规模移民潮的波及，这就使广西的语言/方言长期处于一种多语的区域性的密切接触、融合互动的汇聚状态，表现出了两种有区别的演变模型——“触变”与“同变”。
一、“触变”模型
在广西方言表现出的语言/方言的“触变”模型是历史语言学者在近几十年来对语言接触和混合语的研究进程中提出的，即一般是指多种语言/方言聚集在同一地区经互相密切接触后，强势的施方语言/方言对处于弱势的受方语言/方言施加影响而产生的演变。例如近代官话对壮语的影响。又如，广西贵港平话方言岛在周边壮语（属壮语北部方言）的长期强烈影响下，其古次清的送气清塞音及塞擦音声母“滂、透、彻、清、初、昌”一致读同古全清的不送气清塞音及清塞擦音声母“帮、端、知、精、庄、章”，即均读为[ p-、t-、ʦ- ]。例如：搬=潘[pun45]；多=拖[tɔ45]；紫＝此[ʦi33]；镇＝趁[ʦɐn533] ；装＝疮[ʦuaŋ45 ]；证＝秤[ʦeŋ533] ；责＝策[ʦiak33]。此结构特征与壮语北部方言均无送气清塞音声母，并极少有送气塞擦音的结构特征相对应。
二、“同变”模型
这是我们十余年来在广西这一多民族多语言/方言地区进行语言调查中思考提出的一种语言演变模型。其要点是，当多种不同族属的语言长期并密切地汇集在同一地区，在“调适”（accommodation）这一语言机制的驱动下，各语言在语音上会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某一种区域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均不是来自各方语言的祖语音系。当然,这种同变是有条件的,即：①这种音变在音理上可以得到解释；②这种音变对各语言/方言的音位系统的对立性不会造成破坏。这一演变模型在今广西农村地区造成的区域性结果主要有：
（1）桂北桂林市郊县（包括灵川、恭城、兴安等县）平话与湘语、官话、瑶语等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恭城、兴安有浊声母b[b - 、d- 、ʣ- 、ʥ- 、z- 、g- ]。②韵母系统简化，阳声韵尾脱落或产生鼻化元音。③有可自成音节的清鼻音。（表1）
（2）桂东北富川、八步、湖南江永一带平话（当地称为梧州话或梧州声，这似乎说明“平话系列方言”古时自广信一带沿贺江北上扩散的情形）与当地瑶语、官话、湘语等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奉母有读作[ p- ]的回流现象。②端母有读浊边音[ l- ]的现象。③精母、清母有读为[ t-、tʰ- ]的现象。④韵母系统简化，阳声韵尾[ -m、-n ]多读为[ -ŋ ]。⑤有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尾[ -ŋ ]一致前化为[ -n ]的现象。（表2）
（3）桂东南玉林、容县、岑溪、藤县、苍梧以至广东封开一带的平话与当地壮语、粤、客方言等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帮、端母浊化为[ -ɓ 、-ɗ ]。②奉母有读作[ p- ]的回流现象。③精母、清母读为[ t- 、tʰ- ]。④心母有读[ ɬ- 、f- ]的现象。⑤有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尾[ -ŋ]一致前化为[ -n]的现象。（表2）
（4）桂西南左右江流域的扶绥、崇左、宁明、龙州、南宁市郊县（包括武鸣、马山两县）隆安、平果、田东、田阳、百色以至云南富宁一带的平话与当地壮语、粤语等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心母读[ h-]。②以母读[ h-]。③果蟹效宕摄开口一等字的主要元音为[a]，与二等韵相同（此处以假江摄二等和果宕摄一等相配）。④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尾[ -ŋ]一致前化为[ -n]。⑤因入声韵母主要元音音长有别而可分出长入和短入。（表3）
（5）桂中南的宾阳、横县、上林、贵港等地平话与当地壮语（其中的横县还与粤语发生接触）等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心母读[ ɬ-]。②果摄开口一等读[ -ø]。③因入声韵母主要元音音长有别而可分出长入和短入。④有韵随调转的现象。(表3)
（6）桂西北融江、龙江沿岸的柳城、罗城、融水、融安、三江、宜山等地平话与当地壮语、瑶语、侗语、官话同变群，该同变群产生了几项同变结果：①微母多读[ v（ʋ）- ]或[ m- ]。②晓、匣母有读[]的现象。③因入声韵母主要元音音长有别而可分出长入和短入。（表4）
以上次方言群可依当地老百姓的说法而分别称为：①平话/平声同变群；②梧州话/都话同变群；③土白话同变群；④平话/蔗园话同变群；⑤客话同变群；⑥土拐话/百姓话同变群。而这些名称各异的的同变群的形成导致了主要的结果有：第一，它们都是以古平话为基体的，这说明了“平话系列方言”是广西历史较早的一种汉语方言。第二，它们导致了相互间可懂度的级差。即如果将这六个同变群以A、B、C、D、E、F来代指，那么，由于不一样的同变结果而使A、B、C、D、E、F相互间的渐进过渡消失，即A与B可一般通话交际，或D、E可一般通话交际，但A与E、F难以通话交际了。这种情形在桂北平话中尤甚。第三，使它们的语言系属难以在谱系树模型中找到合适的节点。而今运用同变模型便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解释，让人们认识到它们原出自一种古老方言并根据各地“平话系列方言”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的语音特点，即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大多不送气，与全清声母合流及有一批一致性颇高的基本词汇（如，“铛炒菜锅”、“去归回家”、“灶边/灶门厨房”、“蚊子苍蝇”、“索绳子”、“老兄哥哥”、“老弟弟弟”等）而将它们定为是一种具有较多同变成分的汉语方言（从上述的史实及现状看，吴、湘、闽、粤等东南汉语方言同样具有数量不等的触变与同变成分）。
语言学家主张的语言的裂变或触变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演变都是被动产生的。但是我们在对广西语言/方言的调查中还发现语言/方言的内部能主动发生变异而不仅仅是受限于外界因素的作用。例如，广西境内的粤语多一致发生了声调合并简化现象，即梧州白话、邕宁白话及北海白话的阳平均与阳去混同，南宁白话（新派）和邕宁白话（新派）的阴上与阳上都已混同。又如，南宁白话（中派、新派）遇摄一等韵母与效摄一等韵母均为[u]。再如，扶绥城厢平话遇摄合口三等韵母一致读作[–ɤŋ]（除帮组、庄组字外）（表5）
在这些情形里，这些语言社团成员多是双语人或操两种第一语言，但这些变异并不是导源于他们的源语系统或受语系统，也与他们的两种第一语言的变异不同。这就说明了语言/方言是可以按照其机制来主动发生变异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受制于外界因素。对于这样的变异，我们称为同变模型中的一种非对称的变异。这种演变目前不大为人注意，也少有人研究。而正是这种语言本身的主动变异使我们认识到：①语言/方言的变异并不全是被动产生的。②如果有新的空间或环境出现，新的语言方言品种就会出现。如果有某一语言/方言因突然的强势因素(多可能是非语言的因素)而灭绝，则新的语言/方言的产生速度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③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会永远存在，即一个世界或一个民族不可能仅有一种语言或一种方言存在。
另外一种属于同变模型的典型的主动变异表现为：在桂北、湘南之间存在着一片语言的“沼泽”（在这里，我们将语言的发展比作河流的发展），这片沼泽里的语言、方言经长期、密切的淤积般的完全融合后，已难以分辨出它们的原来的源流，如，湘南的一些土话、广西全州的文桥土话、富川的都话等。由于它们的形成环境具有这样的“沼泽”性，所以，对它们的系属的区分遭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似可将它们划为一种特殊的混合语。
参考文献
[1]闭克朗.壮语对横县平话的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 （4）
[2]宾阳县志编繁委员会宾阳县志. [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3]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 [M].商务印书馆，1998
[4] 横县志编纂委员会.横县县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5]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J] .方言，1989 （4）
[6]李小凡，陈宝贤.从“港”的词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北界[J] .方言，2002 （3）
[7]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8] 南宁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市郊区志[M].方志出版社，2004
[9]上林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林县志[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0] 王福堂.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J].方言，2001 （2）
[11]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M] .语文出版社，2005
[12]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 吴福祥.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 .民族语文，2007 （2）
[14]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01
[15] 余霭芹.粤语方言分区问题初探[J].方言，1991 （3）
[16]宋晓衣实验历史 音系学理论与汉语历史音系学研究[A] .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本文原载《南方语言学》创刊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李连进，任教于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