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摘自《广西通志 社会科学志》第四篇第一章第一节
广西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兴起于清代中后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如《六书管见》、 《字学举隅》、《古韵通说》、《墨子刊误》等，出现了一批在广西乃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的语言学家，如况祥麟、龙光甸、龙启瑞、苏时学、刘名誉、苏懿谐等。另有一些人如郑献 甫虽然其主要成就在别的方面，但在语言学方面也有独到见解。
清代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很多学者是在书院中一面讲课一面从事著述的。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数仍不很多，但是成果却远远超出了清代， 出现了像王力(博白县人)、岑麒祥(合浦县人)、陈柱(北流县人)、易熙吾(桂林市人)这些在 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语言学家。
王力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研究中国古 文法。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实验语音学，1931年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 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燕京大学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 1948年，先后在长沙、昆明、广州任教，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在这一时期他出版专 著10种，论文60余篇，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和音韵，兼及文字和词汇。他同其他语言学家一道， 为创建科学的体现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现代语音理论整理和总结前人的汉语音韵研究成果，努力把音韵学引上科学的道路。在他与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 陆志韦、张世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音韵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岑麒祥1926年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赴法国深造，1933年回国。先后任中山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教授、语言学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这一时期主要从事语音、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等方面的研究。他同王力一样，也是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语音的先驱者之一。岑麒祥在30年代写的《语音学概论》是中国最早的语音学著作之一．1957年作者对该书重新修订，作了较大改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分3编，涉及的 语音学问题十分广泛，它不仅系统论述了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也介绍了语音学的对象 和方法，语音学的历史，语音学的心理、生理和物理作用，还介绍了国内外出现过的各种类 型的记录语音的符号。
这一时期主要执教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等院校的陈柱 (1890—1944年)也是著作等身，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攻治文字、音韵、训诂，对古典文 学、古代哲学、文献学、校勘学等亦有建树。
在这一时期里，在广西境内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活动也有一定发展。30年代广西大学设立 了文史地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王力等均曾应聘任中文科主任。抗战期间，著名语言学家叶圣陶、张世禄等也都到过广西桂林。叶圣陶于1942年春夏到桂林筹办《国文杂志》。该杂志共出15期， 1944年5月后因日军侵占湖南、逼近广西而停刊。这是一份辅导中学生语 文学习并供中学教师教学参考的全国性刊物，主要撰稿人有叶圣陶、王了一(王力)、郭绍虞、 张世禄、谭丕模、罗根泽、吕淑湘等语言学家。解放后，除王力、岑麒祥等著名语言学家继续在外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并不断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外，在广西境内，随着教育事业的迅猛发 展，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和研究人才成长起来。1953年成立广西师范学院(桂林)，设有中文专修科，1954年设立中文系。1983年，学院更名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招收研究生。广西民族学院(初名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于1952年成立，1960年始设立中文科，不久改设 中文系。广西大学于1972年设中文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招收语言研究生。开办于 1953年的广西教师进修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后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南宁师范学院 (1985年更名为广西师范学院) 和广西教育学院，其中设有中文系(科)。以上学校的中文系都开设了基础语言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有的学校还开设了方言调查课。教师在授课之余，积极从事研究工作。各校所办学报(文科版)一般都辟有语言文字学专栏，为师生提供了发表论文的阵地。“文化大革命”后，广西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广西大学于1984年 还成立了古籍研究室(后改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也于1984年分别成立了民族语言文学研究 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均隶属院部)。1980年成立了广西语言文学学会，由著名作家、语言学 家秦似担任会长。1995年入会会员已达700人。学会还与广西大学中文系合办了《语文园地》 杂志，自治区内外许多著名语言学家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后更名为《阅读与写作》。
1997年4月广西语言学会经多年的筹划也正式成立。
此外，广西有很多学者还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会、中国音韵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汉 语方言学会。这些学会召开的重要的学术讨论会，广西都有学者参加并递交了论文。
学术活动和交流也日益频繁，较重要的有：1978年12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力应邀到广 西大学作有关古代汉语的学术报告，并同在南宁高等学校讲授中文的部分教师进行座谈，解答有关教学和研究方面的问题。
1981年1月广西语文学会在南宁召开第一次年会， 就如何开展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教 学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11月又召开了第二届学术年会，讨论了关于普通话异读词 的审音问题。
1982年8月广西师范学院杨焕典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1983 年7—8月参加了在日本东京一京都举行的第31届亚洲和非洲人类科学会议；同年8月又参加 了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
1983年9月2日，美籍华人、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教授到南宁对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作了 题为《谈上古音》 的学术报告，该报告经整理后发表在《语文园地》1983年第6期上。李早 在30年代初就到广西调查过壮语，写出了《龙州土语》、《武鸣壮语》等著作。
1984年7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桂林市举行第3次年会，有很多中外著名音韵学家参加， 广西大学教授秦似、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振寰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等韵学问 题。
1985年4月下旬， 秦似、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应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等主办，有新 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香港、澳门等国家或地区学者参加的“汉语普 通话教学与试测研讨会”。秦似在会上作了题为《从广西看普通话推广问题》的发言。1985 年8月广西语文学会在柳州举行第四届学术讨论会， 会议就推广普通话、壮文教学、广西少数民族语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8月杨焕典参加了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18届国际汉藏语 言学会议。1988年1月广西语文学会在北流县召开第5届学术年会，代会长杨焕典就科研信息 与语言研究等问题作学术报告， 李谱英向大会介绍全国推广普通话会议精神。1990年2月至 1991年2月， 广西师范大学季永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主讲 《中国语言和文化》 、《基础汉语》 ；1993年9月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了论文 《略论壮侗语的名量词》；1994年4—9月，出访瑞典斯德哥尔摩、林彻平和美国纽约、华盛 顿。现将清代以来广西汉语言文字研究及非文学古籍整理成果按时期分述于下。
清代研究成果
文字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字学举隅》，初名《临文便览》，是专为应试者编写的。初刻版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面世，今不传。由当时任湖南黔阳县知事的龙光甸(桂林人)与 县学博士黄痴虎共同编写而成。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翰林院编修龙启瑞对此书进行全面修 订增补，并改为今名，刊刻于京都。全书分〈辩似〉、〈正讹〉、〈商误〉三卷。本书经龙 启瑞修订后一再翻刻，流传更广。《六书管见》，况祥麟著，其子况澍、况洵、其孙况周颐 等参与编校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今所见有3卷本和20卷本两种。况祥麟，临桂(今桂 林市) 人，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一生著述甚丰，据《临桂县志》记载，除《六书管见》 外， 尚有《红葵斋笔记》60卷，诗文集4卷，《类函》初集64册、二集56册、三集48册，惜 大多散佚，今所见《花杠经述》、《华杠笔记》残稿盖为《红葵斋笔记》中之一部分。《六 书管见》 是作者研究许慎《说文解字》 的一部专著，其孙婿周廷揆为此书所作序中写道：“岳祖华杠先生著作宏富，卓然名家，尤精于《说文》。因承学之士潜心小学者少，特取六 书中大要，条分体系，各为论说，名日《六书管见》，意在指示后进，明晰晓畅，不为深邃 之词。既有象形矣，复为绘形以示之；既有指事矣，复为象事以明之，于辨字、音韵二类， 言之尤详。贯串淹通， 浩瀚渊博，发前贤之橐龠，作后学之津梁，诚盛制也。”况氏又有 《说文征典》七册，未刊，封面题有“咸丰九年己未正月十四日午订”字样。从内容看，当 是作者为撰写《六书管见》 所搜集、 准备的材料。这一时期研究文字学的专著还有刘廷玉 (今桂林市人) 的《楷体蒙求》(同治十年常郡一枝山房本)、龙伯纯的《文字发凡》(光绪三 十年广智书局本)等。
音韵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著作不多，但取得的成就很大。代表著作是龙启瑞的《古韵通说》。龙 启瑞(1814—1858年)字翰臣(一说字辑五，号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甲第 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湖北学政，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 者。咸丰七年(1857年)任江西布政使，八年卒。《古韵通说》20卷，有同治六年(1867年)刊 本和光绪九年(1883年)四川尊经书局刊本。此书论诗韵、经韵，取裁于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论本音取裁于姚文田《说文声系》、张成孙《说文谐声谱》、苗夔“说文声读表》“参互折 衷， 断以己意，既不拘泥成说，又不固执私见。它将上古音分为20部，每部即为1卷，均按 诗韵、经韵、本音、通韵、转音排列，条分缕析，便查便读。作者说：“兹之二十部，大旨 贵于密而不贵于疏，然征之于古，或龃龉而不合，则不得不为之说以通其变；然其所通者， 必有其所以可通之故，而非若唐时之通韵，仅取便于时俗而已。”训诂学、校勘学研究这方 面的著述较前二者为多，但成就稍逊之。大多是就儒家经典的某一部书(少数旁及子、史)进 行疏解，虽时有新见，但并未完全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愚一录》12卷，清郑献甫撰。今 所见有光绪二年(1876年)黔南节署本。郑献甫(1801—1872年)，名存纻，因避咸丰帝讳，以 字行，别字小谷。象州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一年后以亲老乞养辞归。从此执教于两广各书院，直至终老。他的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和培养人才方面，然在学术上 亦有造诣，著述甚丰。本书为郑献甫平时读书所做笔记。郑氏以《说文》之异字、《释文》 之异音，试求之四书，颇有发明，更求之九经，便漫无归宿，间有得则标于书之上方，或有 论则录之别纸， 其后旁读诸史诸子亦用此法，为日既久，成帙遂多，计有《论语》约1册， 《孟子》 约1册，《尔雅》1册，“三传”共1册，《周易》、《尚书》共1册，“三礼”共1 册，《史记》、《汉书》共1册，《后汉书》、《晋书》共1册，《庄子》1册，《荀子》约2 册，《吕氏春秋》、《淮南子》共1册。但咸丰间全部毁失，后经追忆补记，仅得十分之三， 而稍增其所未有，编为此书。其弟子林肇元认为其考据辨论之精且详，可与宋王应麟《困学 纪闻》、清顾炎武《日知录》先后鼎立。郑氏又有《四书翼注论文》12卷，也是由其弟子林 肇元从其遗孤和学生处收集到的部分手稿或抄本编辑而成，光绪二年刊行，当与《愚一录》 中的有关内容大致同。今所见有光绪二年刊本。此书解说透辟，考证详审，往往有和宋代朱 熹《四书集注》相发明的地方。《尔雅经注集证》三卷，龙启瑞撰。刊行于咸丰四年 (1854 年) 。清代学者邵晋涵、郝懿行、卢文、阮元对《尔雅》的研究有重大成果。龙氏在此基础 上作进一步研究，“折衷数子，博采群言，于发疑正读之间，务求讲明，至是诸说不同者， 则取其至善，间复参以鄙见，求析所疑”，于是写成了这部简明通俗的著作，“特为家塾便 读之本”(见该书自序)。
这一时期的训诂著作还有桂林人况祥麟的《华杠笔记》(今存残本)、灌阳人卿彬的《周 易贯义》(咸丰三年刻本)、贵县人龚延寿的《周易拟象》(清末抄本)、博白人祁永膺的《勉 勉钮室类稿》(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兴安人唐贻谷的《中庸述义》(书成于清末，刊于1925 年) 、桂林人刘名誉的《论语注解辨订》(成于光绪三十二年，印行于1918年)等，或综采旧 训，或申以己意，都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就。
这一时期在古籍校勘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是藤县人苏时学，他所著的《墨子刊误》正讹 字，改错简，涣然冰释，怡然顺理，而《备城门》以下尤详。近代著名学者孙诒让在他所著 的《墨子间诂》中，大量征引苏氏之说，苏氏因而在全国提高了知名度。岭西五大家之一的 王拯以及全国著名音韵学家陈澧均曾为此书作跋。此书有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和民国17年 (1928年)中华书局出的陈柱重勘本。同类著作还有玉林人苏懿谐的《孝经刊误合本》，汇辑 了《孝经》的五种本子，对之进行了介绍和比较，但其成就和影响都不如《墨子刊误》。
辛亥革命至1949年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著述成就主要表现在语法和语音两方面，训诂、语言理论次之，文字又次之。
文字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文字学平议》，陈柱撰。1928年广西夏令讲学石印本。此 书论述文字学之重要及汉字之价值。他强调作文赋诗考古等等，首先要从文字学做起，打下 扎实的基础。他还提出了“史宇学为中国一切学术之本”的论断。他把汉字同英文进行比较， 认为汉字比欧洲文字优越：“识字少，而为用宏”，“名词比于欧文为简便”，字体“匀整 可观”，等等。他还在1933年《学艺》12卷5期上发表了《治文字学的几条方法》一文。
《说文解字叙讲记》，冯振(振心)撰。这是冯氏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授课的讲稿，依据 《说文》 540个部首次第，择要授徒，既博采众长，又融以己见；既重视清儒的考辨，又吸 收现代研究钟鼎、甲骨文的成果。他还在1936年发表了《说文异字而偏旁全同之比较》一文。王力在这一时期关于汉字改革的理论和意见，在全国有相当影响。代表作有《文字的保守》、 《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际》、《汉字改革》等。后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比较全面地谈到 了汉字的优缺点，改革汉字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改革方案。其指导思想 是，改革要循序渐进，听其“水到渠成”，而不可操之过急。这部著作的主要缺点是不适当 地否定了简化字。解放后这部著作被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时，作者在后记中指出了这一 缺点。
音韵学与方言研究
这方面研究成果以《中国音韵学》为代表。《中国音韵学》(解放后重印时更名为《汉 语音韵学》)，王力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9月出版。全书深入浅出，要言不繁，很便于初涉 音韵学者阅读。作者在1955年重印此书时特地申明，书中很多观点后来有了改变，应以后出 的研究著作为准。还有岑麒祥的论文《入声非声说》，文章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的入 声进行了分析研究，颇有新的见解。他认为传统音韵学上所说的汉语四声中的入声并不是语 音学上所说的纯粹的高低升降问题，其中包括着语音的长短(舒声——长，促声一一短)和韵 尾的不同。他指出入声本身没有独立的音的高低升降。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来看，入声不能 算是一种单纯的声调。这一时期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王力的《谐声说》、《浊音上声变 化说》 、 《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类音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上古韵母系统研究》 、 《双声叠韵的运用及其流弊》、《古韵分部异同考》，龙沐勋的 《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令词之声韵组织》，易熙吾的《汉 字读音》等。
方言学研究方面，无论是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还是地理方言学，都有可观成绩。王力常把对方言特别是方音的研究同对古音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今证古，使古音研究有 了更扎实的基础。王力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除了《中国音韵学》中论方言部分外，还有《三百 年前河南宁陵方言考》、《两粤音说》、《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浙江人学国语法》、 《东莞方音》(合作)等。在方言研究日益被学者重视的同时，方言调查方法的研究便提到了 议事日程。岑麒祥的《方言调查方法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发轫之作。文章论述了方言调查的 意义及具体调查方法，还较为详细地说明了记音音标和记音方法。：文章侧重于方言调查的 基本理论，简明通俗，黾很好的入门指导之作。作者还发表了《粤语发音实验录》(法文)等 论文。除岑氏外， 还有陈柱的《粤西北郁容方言摘录》、《北容郁三邑方言》，苏康甲的 《广西南部方言考证序》等论文。
训诂学、词汇学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墨经通解》，桂林人张其锽撰，翟兑之整理校勘。有桂林张氏 独志堂1931年刊本。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序。分四卷，又卷首一卷。首先考订并重新调整了 原《墨子》的目录顺序，卷一至卷四则对原书的叙述次第和文字进行了考证，对近世治《墨》 专家如孙诒让、梁启超辈甚是推崇，然对其谬误亦时有指摘。梁启超对此评价极高，认为两 千年来不可读之《墨子》 ， “至是盖什通八九”。《尚书论略》，北流人陈柱撰。是书对 《尚书》的起源、删述、定义、今古文，以及《尚书》的价值、研究《尚书》的方法步骤， 作了全面而又简明的介绍，并提出了治《尚书》的三原则：通古音，明古文，辨古今。例如 《尚书》中的“九族”，陈氏认为“九”为多数之称，不一定指具体之数；“族”从从矢， 指旌旗，矢即弓矢。古尚武，每一部落必备旌旗弓矢以保卫。“亲九族”即亲部落及邻近之 部落 (异族亦有同姓者) ，不必泥于“九”。又如陈氏联系钟鼎文及同音假借原则，指出了 “司空” “司徒” 的确切含义，纠正了古人的误训。《公羊微言大义》，陈柱撰，书成于 1925年，仅见油印本。书前有其师唐文治序。分《革命》、《统一》、《弹兵》等16篇，公 羊之学，素称绝学，研究者只有何休、董仲舒、孔巽轩等少数几家，且其书多缺而不全，解 说亦艰涩难明。陈柱在无锡专修学校讲经数年，于公羊学尤勤，在讲论之隙，博采先儒精华， 贯通公羊义例，乃成是书。此书还有古为今用的目的。唐序称其为“通经箴世之作”。《老 子通证》，北流人冯振撰，书成于1929年。分注文、通论、参证三项。注文紧附句子之后， 对字句进行训解。通论主要是论述全章大义。参证主要引证语言材料。该书突出之点是创以 老解老的方法，当时著名教授冯友兰曾在《清华学报》上著文予以高度评价。《理想的字典》， 王力(了一)撰。文章分析了自汉迄近各种字典、词典的优点后，提出了理想字典的标准：一、 明字义孳乳，即注意词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二、分时代先后，即本义在前，引伸义次之， 引伸义的引伸义又次之，这样便可以了解词义演变的轨迹。三、尽量以多字释一字。这里讲 的是释义的准确性问题。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他亲自编写了《了一小字典初稿》。《新训 诂学》，王力撰。为了同旧训诂学相区别，作者把语义学称做新训诂学。文章批评了旧训诂 学纂集派、注释派、发明派的片面性，提出研究语义要有历史的观念，要尽可能准确地表述 其本义、引伸义或假借义。与《理想的字典》的观点大致同。
此外，陈柱还有《守玄阁字说》、《文字声谊相因考》等。
语法学研究
这方面以王力的成就为最大。他从1922年开始研究汉语语法，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曾博得梁启超好评。清代晚期的《马氏文通》问世，很多学者袭 承其说，以汉语的语言实际生硬套用西洋语法体系，忽视了汉语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语法特点。1936年王力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对学术界的生搬硬套提出了批评，对汉语语法特征 和研究方法作了初步探讨。1937年又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指出系词在汉语里 不是必要的，因此，汉语的句子中不一定要动词。文章指出了汉语和印欧语的不同特征，在 语法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年后，他又写了《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两书。它们与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为建立独特的汉语语法体系 奠定了基础。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偏重于语法规则的说明，《中国语法理论》则专讲理论。两部著作都以《红楼梦》(主要是口语部分)为研究对象。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句法结构上， 将汉语中的简单句分为判断、描写、叙述三种，将汉语中的复合句分为等立(并列)和主从两 种，指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为汉语的特有句式。他的另 一部重要语法著作《中国语法纲要》于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解放后再版时更名为《汉语 语法纲要》，它基本上是《中国现代语法》的摘要。此外，王力还发表过《中国文法欧化的 可能性》（《独立评论》1936年198期) 、《逻辑和语法》（《国文月刊》1940年1卷2期)、 《人称代词》（《国文杂志》桂林版1943年1卷6期)等多篇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研究成果
文字音韵学文字改革与推广普通话
首先是王力在音韵学研究方面的深入。他在解放前出版的代表作 《中国音韵学》 于 1956年由中华书局重印，更名《汉语音韵学》。他在《新版自序》中说：“这部书只代表我 二十年前的意见，并不代表我现在的意见。”他在后来写的《汉语史稿》上册、《汉语音韵 中对以前的观点确实作了修正。他原在《中国音韵学》一书中关于上古音系、中古音系以及 这两个音系的音值，几乎毫无保留地采用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说法，他根据高说拟测了上 古26个韵部(声类缺) 、中古《广韵》47个声母和141个韵母。在《汉语史稿》上册和《汉语 音韵》中，他则定上古声母为32个，韵部为29个；中古声母为35或36个，韵母则仍为141个。在拟音上，与高本汉也有所不同。他拟阴声韵尾为元音，同一韵部的不同韵母其主要元音一 定相同。他在文字音韵方面的论著还有《字的形音义》 (1957年改名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 、《东莞方音》、《台山方音》、《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以及 散见于其他综合性著作中的论述。
在这一阶段， 王力积极投身于解放后的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从1954年12月起，他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1956年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的《谈谈汉语规范化》 及《论推广普通话》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3日) 、《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北京大学学报》人 文版， 1956年4期)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优点》（《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1日) 、 《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语言学论丛》，1959年3辑) 、《关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 《文字改革》) ，1960年3期)等文，在促进汉语规范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 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梁振仕的《论普通话异 读词的审音原则》、杨焕典的《文字改革能走“新声形字”的道路吗？》 (后收入《拼音形 声字批判》一书)等文。
诗律诗韵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力的《汉语诗律学》 和秦似的《现代诗韵》。王力的《汉语诗律 学》 写于1945年8月至1947年春，由新知识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从用韵、平仄、对仗各个 方面对近体诗、古体诗、词、曲各种体裁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和分析，纠正了沿袭已久 的“一三五不论”说法的偏颇，指出了一般人容易忽视的格律问题，以及曲的声调特点等。此外，还对诗词的句式和语法特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归纳。可以说，此书是中国从语言角度 研究文体特点的第一部著作。而他的另两部著作《诗词格律》和《诗词格律十讲》，则在普 及诗词格律知识方面下了功夫，揭去了笼罩在诗词格律上的神秘外纱。秦似的《现代诗韵》 是为适应现代人写新诗、歌曲、说唱文学而编的。根据近代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的并为群众 创作所普遍采用的十三辙的韵部体系，将汉字常用字按普通话读音分为花、歌、些、姑、衣、 开、飞、高、收、山、根、方、东等13个韵部(使用的名称与十三辙不一样)。为了区别宽严， 以及考虑到历史情况和方言现状， 又将其中的4个韵部一分为二，即歌部分歌韵和波韵，衣 部分为衣韵和居韵，山部分为山韵和天韵，东部分为东韵和声韵。这样就变成了13部17韵。倘要韵严一些，可按17韵来押；倘要韵宽，只按13部押就可以了。《现代诗韵》受到了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在8年里已修订再版3次、印刷5次，共印了近100万册。美国的 赖特教授对此书十分推崇，特为之撰写书评，向美国读者介绍。
方言研究
王力的《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原名《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年由南京正中书 局出版，1955年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再版时改今名)、《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原名《广东 人学习国语法》 ，1951年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再版时改今名) 把方音的研究同推广普通话紧缩密结合起来，开了同类著作的先河，对在有关方言区推广普 通话的工作起了切实的指导作用。岑麒祥于1956年应国内方言调查工作之需，对他在解放前 写的《方言调查方法概论》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更名为《方言调查方法》，成为方言调查 的入门书。他的《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影响》，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运 用到具体方言的研究中去，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作者认为广东古代粤语与广西壮语有历史上 的联系，因此现代广东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与壮语有共同之处，这正是古代粤 语留下的“底层”。作者还讨论了汉语北方方言和英语对广东方言的影响。广东方言的状况， 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语言、方言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影响。梁振仕的《切韵系统与现代汉语方言》 则谈到了现代汉语方音与中古音的联系。研究方言的还有易熙吾的《桂林话》 、杨焕典的 《桂林语音》。
汉语语言发展史和语言研究史研究
从1957年到1958年，王力陆续写出《汉语史稿》(他的助手唐作藩等参与了中下册修改 工作)。这是中国从语言史角度系统研究汉语的尝试。它以文学语言为对象，以语音、语法、 词汇为纲，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作者认为现在出版 的《汉语史稿》仅仅是一部“未定草”。王力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语言学史》，对周秦以来 学者们在文字、词汇、语音、音韵、语法、方言、辞书编纂以及语言理论等研究成果，进行 了比较系统、 科学的总结。书中提到的有关人物140个左右，著作200多种，对《尔雅》、 《说文解字》、《广韵》等15种左右的重要著作和扬雄、许慎直至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20 余人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所有这些，对于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繁荣中国的语言学研 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岑麒祥在整个50年代主要致力于“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两门课 的讲授和建设。1956年出版了他的《语法理论基本知识》。1957年出版了他的《普通语言学》 和《语言学史概要》。《普通语言学》是参考苏联教学大纲编写的，内容包括普通语言学的 简史、语言学的对象、语言学的特殊方法、语言学的构成以及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这些问题在当时曾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语言学史概要》是岑氏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 著作，也是至目前为止中国唯一的一部语言学史著作。他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研究。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综合研究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 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等学校的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它以文选为主， 包括文选、 常用词、通论三部分。它收作品321篇，常用词1200个左右。这部教科书总结了 各高等学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教学体系，影响很大， 很多高等学校都采用它作教材。
广西师范学院(1983年改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李联森、李谱英等编著的《现代汉语知 识》分五章，第一章语音，讲述普通话语音系统；第二章文字，讲述汉字的特点和结构、汉 字的改革、汉字正字法；第三章词汇，以辨析词义为中心，讲述现代汉语词的构造和使用方 面的有关问题，以及词汇规范化问题；第四章语法，讲述词法和句法，并列举分析常见的语 法错误和检查语法错误的方法。
语法研究
1954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了王力1946年写的《中国语法纲要》的俄语译本，苏联著 名汉学家龙果夫为它写了序言和注评，对王力没有从语法结构上研究语法，以及同时采用叶 斯柏森的“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的“中心语”和“修饰语”的学说引起矛盾进行了批评。王力表示同意。为了介绍龙果夫的观点，该书于1957年连同序注一起由新知识出版社再版， 更名为《汉语语法纲要》。这一阶段王力还发表了一些其他有关语法的论文。
季永兴的《读说‘的’ 》对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的“D的=M的=A的”的结论提出了不同 看法，认为现代汉语的“的”已经具有一些词尾的性质，但从古至今由实词变为词尾的发展 过程还没有完成。
“文化大革命”后的著述
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成果 也比较多，有些成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王力的《同源字典》、秦似的《词族研究》， 一些学者对广西方言的研究，还有古籍整理等等。
语文字典辞典的编纂和研究
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批示的国务院文件精神，100多种中外辞典于1976年开始正式编纂。《辞源》被列入国家文化建设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由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及北京商务 印书馆共同进行修订和审定， 1979—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分4册出版，1988年出版合订本。全书收词近10万条，1100多万字，广西承担了约2万词条200万字的修订任务，参加修订的有 近100人。围绕《辞源》修订，广西学者撰写了一批词典学论文，其中有黄立业的《释义的 科学性举例》，盛九畴的《通假字小议》、《通假字再议》、《质量抽样分析》，顾绍柏的 《前人注解的取舍》、《从大型语文辞书的不足说到作家词典的编纂》以及《辞源》修订札 记若干篇。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同源字典》(王力)：作者早在40年代就提出了编语源字 典的设想，当时还试写了若干条目，现在的《同源字典》则是他在语源研究方面的深化和拓 展。他根据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原则考求汉字的同源关系，并论证了各组同源字在形、音、义 上的历史发展，《大学语文文言常用字》：甘祺庭、唐晓萍等撰，它从徐中玉主编的《大学 语文》 修订本第二版选取文言常用字600个左右，对每一个常用字都作了注音和释义，每一 义项均引例句并译成白话文。
还有谭绍鹏等人的《中学成语典故辨析》，徐君慧的《实用分类典故辞典》，王志瑛等 人的《中师文言常用实词词典》、《中学文言常用实词词典》，李义琳等的《上古烹饪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有文业芬、李崇明的《现代汉语常用字形义浅析》，李谱英的《现代汉语 常用虚词选释》等。前者对国家语委和教委联合发布的3500个常用字逐个进行探源溯流分析， 深入浅出地揭示出每个汉字形与义的内在联系，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适合于中小学语 文教师珣使用；后二者则汇集现代汉语常用虚词逐一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其词性和语法功能， 列举误用虚词的例句、分析致误原因和改正办法。香港《文汇报》1981年12月25日曾载文向 读者推荐。
文字音韵学研究
文字学研究方面，王力的《正字法浅说》、王小莘的《说文解字》在正字法上的应用》 都谈到了在语文教学中纠正错别字的方法问题。杨世文的《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对学术 界所说的“六书”中的转注、假借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字是形、音、义 的统一体，造字就是用一定的形体去承载一定音义的过程，即只要为语言中含有音义的词找 到了书写形式，便是造出了字，为词构形的方法便是造字法，而不管字形是原有的，还是新 造的，都算造字。假借在造字时无疑也是一种为音义(词)拟形的过程，所以它也是一种造字 法；转注既符合为词拟形的造字法则，又造出了不同的形体，因此就更是一种造字法了。所 以许慎把它们列入“六书”中是有道理的。林仲湘的《略论标准字形的定型义》则指出现代 汉字字形的规范化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标准字形本身还有不妥之 处，使用中未能完全遵守标准规范。文章还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如标准 字形跟各种字体的关系，形位和形位变体，以及字形规范的标准等。罗振乾的《略论对现代 汉字字量的限制》分析了现代汉字字数增多的原因，同时提出了限制字量扩大的办法。陈政 的《字源趣谈》 是一部通俗易懂而又有趣味性的文字学专著。文业芬的《现行常用汉字与 “六书”刍议》指出现行汉字尽管经过长期变化、简化，但字形结构仍不能背离构形的有理 性、逻辑性。“六书”的造字原则维系着汉字的发展，也是汉字长期存在适应汉语发展而不 会湮灭的根本原因。季永兴的《汉字怎样走向世界》一文从汉字的规范统一、电脑应用、推 广普及三方面论述汉字走向世界的途径。音韵学方面，陈振寰的《论民间反语》介绍了民间 反语的几种主要形式，证明反切起源于汉语的音变，否定了反切来自印度的说法。李永斌的 《反切与陈澧的反切系联法》评价了陈澧反切系联法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史的独特贡献。梁振 仕的《古入声字在普通话中读音的分析》对入声字在普通话中的读音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统 计，从中找出了古入声字字音演变为普通话读法的基本规律。杨焕典的《关于上古汉语的鼻 音韵尾问题》认为，某些鼻尾音不是已经脱落，而是尚未产生。这一时期，王力又出版了多 种音韵学研究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语语音史》和《康熙字典音读订误》。《康熙 字典音读订误》是继清代王引之更正《康熙字典》2588条错误之后的又一部纠谬力作，它从 8个方面指出《康熙字典》 的数千条音读错误。李永斌的《释阴阳对转》对古代音韵中阴阳 对转的内涵、应用范围进行了考察，对孔广森、王力之间的异同作了比较分析；他的《诗经》 韵字对转表》根据王力的拟音体系，再现了《诗经》韵字对转的全貌。
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向称冷门， “文化大革命”前广西研究的人很少，成果也不多；“文化大革 命”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则比较活跃，产生了一批较有份量的成果。如杨焕典的《桂林方言词 汇》，李谱英的《玉林方言的声调及其变化》，梁振仕的《桂南粤语说略》，杨焕典、梁振 仕、李谱英、刘村汉的《广西的汉语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 刘村汉的《广西蒙山语言图说》，陈振寰、刘村汉的《藤县倒语三种》，杨世文的《藤县话 声母的中古来源》，马容芳的《藤县方言考》，周祖瑶的《容县方言的小称音变》，肖伟良 的《广西平南白话形容词的重叠式》 ， 刘村汉的《太平天国文书客家话考释》，梁金荣的 《临桂两江平话两字组的连续变调》，黎汉鸿的《粤方言词语探源》，梁谷子的《论南宁市 的多语现象》，邓玉荣的《藤县方言单音形容词的变形重叠》，刘村汉等的《柳州方言词典》， 蓝庆元的《河池方言音系》，邓玉荣的《广西贺县(莲塘)客家话音系》等等。其中李谱英的 《玉林方言的声调及其变化》介绍了粤语方言中的特殊次方言一玉林方言10个声调的调类和 调值， 找出了古今声调演变的规律，指出因字音出现位置的不同而引起的变化有6种，因词 的意义和语法特点的不同而引起的变化有7种。梁振仕的《桂南粤语说略》将广西粤方言的 研究扩大到20个县市，材料经过多次严格复核，从大量材料中概括出桂南粤语语音结构规律及其相互对应的规律。《中国语言地图集》是国家“六五”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推荐 出版。《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是其中一部分，有方言图一幅，将广西的粤语、官话、 平话、客家话、湘语、闽语6种汉语方言及其属片(亚方言) ，用不同的色彩标明分布地域， 并用文字介绍了方言的分布、人口、主要特点等情况。
语法研究
分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两方面。专门研究古汉语的文章主要有顾绍柏的 《谈谈古汉语中的“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肖伟良的《论述“于”字结构作：补语 的问题》，毛毓松的《“其”、“之”用作第一第二人称质疑》，陈和年的《古汉语连词介 词慨说》，王志瑛的《屈赋的紧缩句及有关虚字》、《屈赋的主谓结构及有关虚字》、《屈 赋句式探索及异文辨正》等。其中毛文认为“其”、“之”最初都是指事指物的指示代词， 后来也用以指人，逐渐发展为人称代词，但只限于第三身；文章对王力、郭锡良、朱星等分 别主编的《古代汉语》把“其”、“之”说成有时也作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这些书所举例句把“其”、“之”当成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均不能成立，它们仍是指示词。陈文对古汉语中难以区分的介词、连词 (特别如“而”、“与”、“以”似介而连，介连难 分的词) 作了界定，并提了若干区分方法。对古典诗词的语法特点，过去很少有人研究，但 进入新时期，它逐渐成了热门，广西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陈和年的《略谈“词”的语 法特点》，陈振寰的《漫谈古代诗词的语法特点》。前者专谈词，后者既谈诗 (主要是近体 诗) ，也谈词；前者将特点概括为三：词儿的活用，成分的省略，词序的变化；后者概括为 四：多紧缩，多省略，多错位，多活用。二文可：互为补充。此外，陈志强的《老乞大“将”、 “的”初探》一文也值得注意。《老乞大》是写于元朝而修订于明朝在朝鲜流传的汉语读本， 是帮助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手册。其中“将”、“的”的用法比较特殊。文章认为，“将” 在表时态方面是没有作用的，其主要作用：一是为协调音节，使音节偶数化，二是做趋向动 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或以现代汉语语法为主的研究)对词、词组和句子均有涉及。主要著 述有：季永兴的《谈句法结构的分析》，胡英旗、刘世英的《试论性质判断在自然语言中的 表现形式》，肖伟良的《试论动词作动词的状语》，李联森的《略说多重复句及其分析》， 李谱英的《名词短语的结构、功能和运用》和《形容词短语的结构和功能》，文业芬的《论 述语与宾语的制约关系》，季永兴的《现代汉语语法结构分析》，朱文雄的《中学语法新解》， 沈祥和的《现代汉语双音节虚词构词法初探》，陈志强、余瑾、李日华的《汉语语法趣谈》， 季永兴与人合作的《论聚合短语的性质及汉语短语的分类》，李连进的《叶斯泊(柏)森学说 与四十年代汉语浯》法等。语言学文献研究盛九畴的《朱骏声及其《说文通训定声》指出， 朱氏著作与清段玉裁等人的研究方法不同，它从整个语义系统、词汇系统着眼，摆脱汉字形 体的束缚，以语音为纽带，研究词和词义的渊源关系，这是朱氏比他的前人甚至是同代人要 高明的地方。王小莘的《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在语言研究上的历史观点》论述了段氏在 语言研究上的历史发展观点，充分肯定了他在语言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也指出了他在学术上 的局限性。此外，还有罗汝忠的《简论<说文解字>的优缺点》，李义琳的《<说文>与现代汉 字》等。非文学古籍整理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齐治平的《桂海虞衡志校补》，严沛的《桂海 虞衡志校注》，商壁、潘博的《岭表录异校补》，沙少海的《庄子集注》、《易卦浅释》、 《老子全译》，胡大雷的《历代科学家传记选》，毛水清、梁扬、杨东甫等的《中国传统蒙 学大典》，刘振娅的《历代奏议选》，陈自力、刘振娅的《抱朴子(内篇)译注》等。其中齐 治平的《校补》以鲍刻《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明刻《古今说海》本、吴刻《古今 逸旦》本、涵芬楼据明抄本排印《说郛》本等。所辑佚文取自杜诗注所引黄鹤注文、《资治 通鉴》胡三省注文、《文献通考·四裔考》(清末王仁俊有辑本)，有注释。严沛的《校注》 则以影明刻《古今逸史》 丛书本为底本， 校以《古今说海》、《学海类编》、《说郛》、 《秘书二十一种》、《百川学海》、《说库》及部分类书，并广泛辑录佚文而成。注释只着 力于史实和典故，很少做文字疏通工作。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原本早佚，《校补》以《丛 书集成》初编本为底本，校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南海百咏》等，并新辑佚文 15条置于书后，有注释。沙少海的《庄子集注》历时近20年，曾三易其稿，是沙氏的一部力 作。它对《庄子》内、外、杂篇共33篇进行评注，既吸收历代的训释成果，又时能出以己见。《易卦浅释》虽是一部通俗读物，但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老子全译》实是又校又注又译， 校注时参考了多种本子， 尤其注意到马王堆汉墓帛书本《道德经》 的异文。毛水清等人的 《中国传统蒙学大典》分正编和附编，正编收传统蒙学读物24种，分为劝学、教诫，闺训、 处世、礼仪、蒙求、掌故、选诗(声韵) 8类，加以注、译和简评，在简评中指出其精华和糟 粕所在。刘振娅的《历代奏议选) 选取先秦至近代思想性和写作技巧较高的奏议50多篇加以 注释和评点，另外还有题解和作者简介。陈自力、刘振娅的 《 抱朴子(内篇)译注》为《道 藏精华》丛书中的一种，翻译比较浅近，有利于普及。
训诂与词汇学、语义学研究
毛毓松的《通以声音，明以训释——读黄侃<经传释词> 批语》，充分肯定了近代著名 训诂学家黄侃对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所作批语的学术价值。文章指出，批语是黄氏音韵 训诂理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对《经传释词》所作的研究，它除了补证王引之原著外，也提出 了许多有创见的异议。文章从4个方面具体谈了批语的贡献：(1)以声为纲，辨明本字与借字；(2)辨别本义、引申义与假借义；(3)纠正王氏之失；(4)与章太炎师互相发挥而又用其所长。罗邦柱的《<毛诗>叠音词浅说》，从词汇意义和语法特点谈对《诗经》中的叠音词353个(清 代王筠统计) 作了分析，其中运用声训、义训等方法，纠正了不少旧注。林仲湘的《古汉语 多义词中的对立义》则谈到了训诂中的特异现象——“反训”问题，即同一词兼有两种对立 义，如“负”既有依仗义，又有背弃义；既有拖欠义，又有赔偿义。古代训诂学家已注意到 这一现象，但并未能提出很详细的理论根据，而近世有些学者则不承认“反训”问题，认为 那近乎变戏法，不科学，林的文章从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词的多义性是对立义存在的 先决条件，一词有一个或几个对立义，是客观事物矛盾对立的反映。“反训”的意义并不仅 在于它是注释词的手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揭示语义上颇为独特的问题——对立义。因此， 应把“反训”纳入语义学的研究范畴。顾绍柏的《明修辞方式，训谢诗难词》，谈了他训解 射灵运诗所采用的诸种方法之一，即跳出本义和通常义的圈子，从了解修辞方式入手进行训 释，这样很多难词便迎刃而解了。
词汇学研究则有林仲湘的《古汉语词汇常识》，这是一本以严肃态度写的普及性读物， 其中《词义的演变》、《一词多义》两章有很多独到见解。
汉语语义学研究方面成果虽然不多， 但是有相当份量，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陆善采的 《实用汉语语义学》和黎良军的《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语义学分传统语义学和现代语义学两种，传统语义学我国古已有之，它主要局限于对词义的考订和训释，虽然成果十分丰富， 但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直到19世纪末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出版《语义学探索》一书，语义学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现代语义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现代语义学被系统 而深入地介绍进来，中国学者才尝试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语义的特点，力图建构切合 汉语实际的汉语语义学的框架。陆、黎等人的著作就是其中的重要收获。特别是陆著，它以先进的语义学理论为指导，吸收传统语义学的成果，通过分析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 辞、文字等方面与语义的关系，对汉语的各种语义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因素作了较为细 致的探讨；坚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发掘、归纳汉语语义的特点．同时又十分注意为汉语应 用的实践服务因而有比较明显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