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玲玲:论协同合作理念下档案部门方言建档的责任担当
论协同合作理念下档案部门方言建档的责任担当*
[摘 要]方言建档主体单一的局限、方言建档标准的模糊和方言建档统筹体系的欠缺直接影响了方言建档工作的开展。论文认为协同合作不失为一种方言建档工作可行的基本理念,档案部门可与高等院校、文化机构、相关企业以及公众个体展开相关合作。同时档案部门在合作中也要承担发挥自身的组织领导作用、加强方言建档标准规范的制定和融合方言建档的多元合作主体。
[关键词]方言建档 协同合作 档案部门 责任
[分类号]G270
当前,我国方言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调查统计,我国有7大方言区,共129种方言,其中有 117 种方言已经消亡或正面临消亡[1]。一种方言的消亡,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文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2]。因此,为了抢救日渐濒危的汉语方言,防止社会记忆断层,集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方言建档刻不容缓。
随着20世纪90年代“濒危语言热”的传入,我国方言抢救与保护工作起步;近年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推动下,我国不少省份已陆续启动方言建档试点工作。方言档案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双重性质,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的消逝,意味着其所承载文化的消逝。为此,笔者认为给方言建档是目前抢救方言文化的最佳途径,而方言档案的抢救、挖掘、保护离不开档案部门的主导与参与。然而,由于方言建档是一项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的复杂性工作,在当今社会各职能部门高度分工与协调配合的环境下,如果仅凭档案部门自身之力,恐怕难以全面推进方言建档工作。因此,档案部门需引入协同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开展方言建档工作。
1 实践回顾与研究述评
1.1方言建档实践回顾
(1)以社会个体主导的方言建档实践
为守护地域文明,留住濒临消逝的乡音,近年来社会公众也开始加入方言建档实践活动。2017年,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汪涵个人出资 465 万元,计划 5—10 年内对湖南53个地域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并以数字化形式为其建档保存[3]。被誉为“萧山方言达人”的高成芳为守护萧山记忆,历时 5 年对萧山方言进行详细调查,并主持编写了一本由 5000 多个萧山沙地方言词句组成的《杭州萧山方言歇后语杂录》[4],让萧山沙地方言重焕生机。尽管社会个体建档力量有限,但社会个体的参与不仅为方言建档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也推动着我国方言建档工作不断发展。
(2)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方言建档实践
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方言建档实践主要包括档案部门和语保部门主导的方言建档实践。早在2011年,浙江省档案馆就联合省市县各级相关机构共同完成了浙江方言语音资料数据库的全面建设。为科学保护我国民族语言,从2008年起,在教育部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主导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截至目前,部分省市已完成相关语言资源调查、整理工作。其中,江苏省是最早进行语言资源调查试点工作的省份之一,目前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江苏库)展示网也已全面建成。而且为了加强方言文化的研究,江苏库在国家库的基础上也增设了“地方口头文化库”这一子库。
1.2方言建档研究述评
(1)国内研究现状
为深入了解方言建档研究情况,笔者以主题词=“方言建档”OR“方言档案”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剔除与检索主题不相关或重复的文献,经过分析归纳,提炼出了目前我国方言建档的主要研究视角。
第一,基于档案学科的方言建档研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推动下,为濒危方言建档逐渐成为档案学界关注的焦点。田雪华(2012)[5]指出方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的萎缩意味着其所承载文化的衰退,因此她提出档案部门“三步走”的方言保护方式,即保存性保护、展览性保护、推广性保护。陈智慧等(2016)[6]针对当前我国方言建档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要利用数字化技术从基础层、制作层、资源层、利用层四个方面强化方言建档工作。刘兴沛(2017)[7]提出为科学有效管理方言数字档案需引入档案集成管理思路。
第二,基于语言学科的方言建档研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侯精一就曾为保护方言将全国 40多个地方的方言整合成了录音资料加以保存,并主持编写了《现代汉语方言音库》[8]。王素改(2016)[9]认为方言建档是语言学和档案学知识综合运用和创新的结果,语言学为方言建档提供了语料基础,是方言建档的理论支柱。甘莹(2017)[10]指出方言建档本质上属于档案学研究领域,但实际上离不开语言学科的服务与支撑。姜晓娜(2018)[11]认为方言建档不仅要借鉴档案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更应立足语言学视阈,采用多模态语料档案保存方式拓宽方言的研究视域。
第三,基于文化遗产视角的方言建档研究。方言作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社会记忆方面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耿 延 宏 等(2013)[12]认为方言具有不可再生性,为守护民族文化遗产,他从支持式保护、活态传承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式保护三种保护途径入手,为方言档案保护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谢书民(2014)[13]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指出方言是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宝贵的材料价值与重要的文化载体功能,值得人们为其建档保存。刘少杰等(2018)[14]认为方言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为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应使方言保护工作常态化。
(2)国外研究现状
相较于我国方言建档研究情况,国外对濒危语言的档案式保护起步早,理论与实践发展也相对成熟。由于国内外语言文化存在差异,国外关于方言建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为濒危语言建档。
第一,“语档语言学”的提出。国外在保护濒危语言的长期实践中发展出了一门关于永久记录或描述语言的新兴交叉学科——语档语言学。1998年,德国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希默尔曼(Nikolaus P.Himmelmann)[15]首次提出语档语言学这一概念,其主要目的是为永久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提供理论支柱。他通过构建永久记录语言的整体实施框架,为濒危语言从收集到归档的整个流程提供理论指导。尽管这门学科尚未发展成熟,但语档语言学的提出不仅填补了长期以来濒危语言建档的理论空白,也深化了学界对濒危语言建档的认识。美国学者汉斯·克里斯(Hans Christian Boas)在研究德克萨斯州德语方言长期保存问题时指出,语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论不仅为数字语言文档可移植性问题制定了最佳实践建议,也为当代和后代的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文档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数据[16]。
第二,濒危语言建档成果研究。当前,为濒危语言建档在国外已取得初步成果。例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抢救世界濒危语言,发起了“不朽的声音”计划来创建有声字典,迄今为止有声字典已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果。此外,为保护人类语言多样性,一些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已开始探索建设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并取得了相应的实践成果。如全球开放语档联盟(OLAC) 的虚拟语言资源档案馆、英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的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ELAR)、德国莱比锡大学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莱比锡濒危语言记录档案馆(LELA)等[17]。
2 方言建档的现实问题与档案部门的主要困境
2.1 方言建档主体单一的局限性制约了建档机制的互补性
现阶段我国方言建档实践主体仍局限于档案部门、语保部门以及少数民间学者,虽然跨界合作建档呼声不断,但方言建档主体的单一性现状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加之,从事方言建档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往往参差不齐,其单一性的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方言建档合作机制的建立,难以形成灵活互补的协同合作建档工作体系。
方言建档是一项涉及诸多领域的交叉性实践工作,单一的建档主体往往缺乏系统的建档技能与知识体系。近年来,各省档案局受跨界合作思维影响,开始寻求方言建档合作单位。然而,从现行的方言建档实践上看,社会其他单位对方言建档实践的参与度往往不高或常在方言建档实践中缺位。这种单一性的方言建档主体难以有效推动方言建档合作机制的建立。
2.2 方言建档标准的模糊影响了建档成果的系统性
档案工作标准规范是方言建档的重要依据,方言建档实践的不断深入日益要求明确的建档标准作为指导依据。现阶段我国方言建档的主要实践单位多是语保部门和档案部门[18],彼此独立的建档单位难以形成统一的建档标准,方言档案采集、录制、归档的要求也都大相径庭,致使我国方言档案标准规范建设仍处于空白阶段。模糊的建档标准不仅影响了建档成果的系统性,也降低了档案部门的建档效率。一方面,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时,档案部门如不及时出台统一的标准规范,就极易出现方言档案信息资源四处散存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方言建档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备建档标准,各地方言档案信息建设也存在条块分离的情况。所以,如何制定囊括全国范围的方言建档标准体系,确保方言档案的系统性,是档案部门应考虑的重点问题。
2.3 方言建档统筹体系的欠缺弱化了档案部门的主体地位
作为档案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方言建档工作,虽在各省档案局的号召下陆续开展,但截至目前方言建档仍未纳入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方言建档工作也一度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尽管现阶段我国方言建档已取得初步实践成果,但分散化的建档模式仍是制约方言建档统筹管理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明确将档案部门作为保护活动的主体列入其中,档案部门主导方言建档工作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档案部门难以有效统一规划方言建档实践的各项流程。同时,方言建档组织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档案部门保护方言的主体地位,致使档案部门在建档工作中极易被边缘化。因此,在方言建档过程中,保持档案部门的主体地位,发挥其指挥中心作用至关重要。
3 协同合作理念的引进与方言建档的多元合作
为解决方言建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合作思维的运用尤为重要。如李胜文(2018)[19]在《跨界合作视角下的档案馆汉语方言资源建设》一文中就提及汉语方言资源建设跨界合作的必要性。因此在吸收其跨界合作内涵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协同合作理念以期为方言建档提供理论指导。
3.1 协同合作理念的引进及其优势
协同合作是美国建筑学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的理念,是用来形容一个团队联盟建立起来后,用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来鞭策集体的行动[20]。在社会化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协同合作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协同合作,不仅可以广泛整合社会资源,弥补资源主体不足,还可以实现“1+1>2”的整体效能。同时,“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与连接一切”的特点,也引领着档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在参与其他部门、行业和领域的协同合作中逐渐转变服务方式和创新发展理念[21]。因此,针对档案部门在方言建档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引入协同合作理念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
协同合作是档案部门广泛汲取其他资源主体优势的重要渠道,是弥补档案部门自身短板,实现合作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首先,协同合作能有效规避档案部门建档动力不足的困境,通过联合建档不仅能拓宽资金来源,更能深度挖掘社会潜在建档人才,为方言建档持续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智力保障。其次,协同合作是避免方言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出现信息孤岛或重复建设情况的重要举措。最后,协同合作机制的建立可有效防止档案部门在建档实践中被边缘化的情况,是确立以档案部门为主,其他建档单位为辅的方言建档机制的重要举措。
3.2方言建档的多元合作主体
(1)与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
高校作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不仅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还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科研实力。由于方言建档是一项横跨多学科的实践性工作,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往往会因缺乏专业的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知识造成方言建档成果不佳现象。因此,在方言建档工作中建立档案部门与高校的协同合作机制,不仅能够引进具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建档人才,还能积极搭建档案部门与高校的科研联系。
(2)与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
我国文化机构众多,不仅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事业单位,还包括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等[22]。除了档案部门肩负守护社会记忆,传承非遗文明的责任外,这些文化保护部门也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其中。在方言建档工作中加强档案部门与文化机构的合作,可以广泛吸收文化部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相关经验,从而不断完善方言建档机制。
(3)与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品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档案的认识,也拉近了公众与档案之间的距离。因此,为了增强社会对方言档案的关注,提高公众保护方言的意识,档案部门可加强与相关企业的合作,积极研发方言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将晦涩难懂的方言文化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推动方言档案文化价值的社会化。
(4)与公众个体之间的合作
方言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留存于民间,其泛在化的特点决定了方言建档需广泛汲取社会力量。社会公众是方言建档的潜在人群,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言建档,不仅是提高社会保护方言意识与参与度的重要手段,更能将方言建档这一实践置于社会大环境中进行,使方言受到民间智慧的保护而迸发出勃勃的生机[23]。
4 协同合作理念下档案部门方言建档的责任担当
“守护社会记忆,留住消逝的声音”是档案部门应尽的职责和应有的使命。在方言建档过程中,明确档案部门的责任与担当,是推动方言建档合作机制建立的重要手段。
4.1 发挥档案部门的组织领导作用
有效的组织领导是提高社会主体工作效率的重要保障,是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取得成效的关键。由于方言建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组织领导的缺乏易使方言建档工作出现混乱局面。因而,推进方言建档工作,各省档案局需对整个建档过程实施宏观调控;下级档案部门应积极响应上级部门指令,及时完成方言建档任务,以形成上下协调联动的共建机制,提高方言建档质量。2017 年 6月湖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保管处处长柯黎在中国档案学会和陕西省档案学会共同举办的方言建档研讨会上指出:为确保方言建档工作顺利开展,只有加强“省级统筹、市州组织、县级落实”的顶层设计与组织领导,才能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4.2 加强方言建档标准规范的制定
档案信息资源标准规范是档案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完善的标准化体系有利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建设。由于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完善的方言建档工作标准规范,已有的方言建档制度也相当宽泛,方言建档工作一度缺乏行之有效的依据。因此,为明确方言建档工作的相关规范和要求,为方言建档工作提供业务指导,我国档案主管部门应协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在借鉴国外“开放语档联盟”[24]关于保护濒危语言工作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标准体系,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符合我国方言建档要求的相关标准规范,确保方言建档工作有章可循。
4.3 融合方言建档的多元合作主体
方言建档主体的单一性是制约建档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解决方言建档主体单一性问题,一方面要坚持“档案部门统筹,其他学科/领域融合,社会公众参与”的管理体制,不仅要将方言建档工作纳入其他职能部门工作规划之中,更要强化方言档案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研究;另一方面,也可构建“档案部门+”的协同合作模式,以县区为单元,在全省范围内寻求方言建档的合作单位,以充分汲取社会力量,力求建立覆盖全省乃至全国的方言档案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自信背景下国家档案精品走 出 去 策 略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18BTQ09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庄初升.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方言,2017(2):247-255.
[2]整点政事.语言多样性保护 中国在行动[EB/OL][. 2018-09- 24].http://sh.qihoo.com/pc/97161a4f6f3f4fbd8?cota=1&refer_scene=so_1&sign=360_e39369d1.
[3]徐一嘉.保护方言需要更多“汪涵”[J].人民周刊,2017(9):7-8.
[4]把方言的根留住“方言达人”为乡音建档[EB/OL].[2018-09-24].https://www.toutiao.com/i6587507656812921348/.
[5]田雪华.档案部门保护方言的路径选择[J].浙江档案,2012(7):24-25.
[6]陈智慧,王萍,郭欣雨.数字记忆下方言建档工作实现路径分析[J].北京档案,2016(9):27-29.
[7]刘兴沛.我国方言数字档案集成管理的模型及其应用[J].山西档案,2017(1):61-63.
[8]张琦.档案部门方言保护工作探析[J].兰台世界,2015(29):156-157.
[9]王素改.河南方言有声档案建设中语言学与档案学的协同机制[J].档案管理,2016(5):84-85.
[10]甘莹.语料库视域下的天津方言建档[J].山西档案,2017(6):87-89.
[11]姜晓娜.我国濒危方言语料档案建设研究[J].山西档案,2018(3):69-71.
[12]耿延宏,潘桂娟.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方言保护的思考——以河北为例[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28-131.
[13]谢书民.河南方言的保护与传承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视阈[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5):134-137.
[14]刘少杰,吴旭飞.留住乡音、记住乡愁——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方言保护的路径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18):101-102.
[15]NP Himmelmann.Documentary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J].Linguistics,2002(1):161-196.
[16]Hans Christian Boas. From the field to the web:implementing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in documentary linguistics[J].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2007(2):153-174.
[17]赵生辉.中国濒危语言数字档案馆建设初探[J].云南档案,2014(1):47-49.
[18]张芳霖,汤晓良,谢雨菲.我国方言档案式保护的SWOT分析[J].北京档案,2016(2):27-28.
[19]李胜文.跨界合作视角下的档案馆汉语方言资源建设[J].浙江档案,2018(1):28-29.
[20]檀竹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协同合作[J].档案学通讯,2014(2):55-58.
[21]王小云,王运彬.档案部门的协同合作与服务转型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5):55-61.
[22]丁华东,张夏.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跨部门合作[J].山西档案,2016(5):10-14.
[23]戴旸,胡冰倩,冯丽.国外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实践及其借鉴[J].中州大学学报,2015(1):88-91.
[24]范俊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再论——OLAC技术规范及其适应性[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90-96.